朱永新是公认的活着的教育家，他的“新教育实验”已经走过了十六个年头，全国五十个实验区、近两千所实验学校正在“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朱永新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在政、学、商之间自由转换且相得益彰，被评为“十大财智人物”，确是实至名归。从“做成一件事”的角度看，其卓越的能力至少不弱于其渊博的学识。

在壁垒森严的教育领域，出位的批判往往能彰显出身的高贵。有一个关于北大的段子：饭桌上那位想方设法扯上北大话题、然后浩叹“现在的北大，已经完蛋了”的仁兄，一定是北大毕业的。所谓“武器的批判，干不过批判的武器”，与其仰天长叹“没有活着的教育家”做痛心疾首状，不如像朱永新那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才是真的高贵。

近一个世纪以前，北大出过一位朱永新式的、很有办法的教育家——蒋梦麟，他从1919年五四运动时起至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断断续续任北大校长一职逾二十年。在他任内，北大没有因飘摇的风雨和艰难的时事而稍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志气。身处乱世，身段灵活的蒋校长对大局的顺应，对分寸的拿捏，对资源的利用，都是超一流财智人物的做派。几世几劫之后，时人持论更加公允：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良心和脸面，蒋梦麟才是北大旗帜百年不倒的定海神针。

其实这如你所愿的盛世，更需要活着的、灵活的蒋梦麟。翻开本期《教育家》杂志，除了活着的朱教授和死了的蒋校长，还有正在任上的山西省正厅长级督学张卓玉。为了在全省推广“问题导学模式”教改，他和他的同僚首先要做的，就是搞定各级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局长、校长们不认可，再好的教学改革都是白忙活。这其中蕴含的满满的中国特色智慧，岂足为活着的外国教育家们所道哉？

然后就是强制性分组围坐。从2009年开始，张卓玉们在一些学校试点“以小组为中心的围坐制”，将一个大班级，分成若干小组，组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学习。分组的技术要点在于“强制”和“围坐”，用重新排列的课桌椅，颠覆之前的学习秩序。

这是另一个中国特色的智慧——既然班级内学生太多，而且学校里楼舍不够，那就先把小组分出来，这就相当于提前实现了小班制。

（作者系教育家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