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1946年生，广东紫金人。现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统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国家级高校教学名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

“儒言经古道，敏志复民光。”这副书法作品挂在温儒敏位于圆明园附近的住所——“且竹居”的客厅里，其含义不言而喻。作为文学史家，温儒敏在近十余年间，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语文教育的研究与组织工作上。他把介入基础教育说成是“敲边鼓”，“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

他始终看重“澹泊敬诚”四个字，低调为人，务实行事，绝不做“学术明星”，而要成为一位“接地气”的学问家。2012年，温儒敏受聘于教育部，担任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组织数十位专家和特级教师，历时五年，经过几十轮评审，终于“熬”出了“部编本”语文教材。如今他已年逾七旬，依然耕耘在教育第一线，因为教育于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份“职业”，而是一份值得用整个人生去投入的“志业”。

教育和做学问，辛苦并快乐着

记者：您如今年逾七旬，桃李遍天下，却依然耕耘在教育第一线。您曾被教育部授予“高校教学名师”称号，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您说，“我觉得教学是值得用整个人生投入的事业，是我所痴迷的乐事，是份完美的精神追求”。教书育人给您带来了怎样的“享受”？

温儒敏：人生在世几十年，除了衣食住行等必要的生存条件，总要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依托和追求，最好还能为国家、为社会做些事。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职业与志向、兴趣相结合，把“职业”变“志业”，那么他既能把本职工作做好，又能收获一种真正的愉悦。在我看来，当老师是值得骄傲的事，这不只是“稻粱谋”的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充分张扬自己生命意义的“志业”。

我年轻时也当过公务员（当时叫“干部”），但觉得自己不是特别适合官场，所以一恢复高考，我就报考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后来主要做两件事，当老师和做研究。有句话叫“辛苦并快乐着”，做研究的过程虽然艰辛曲折，但最终能有所发现、有所建树，对那种艰难的付出也就深感值得。教学也同样，从事教育事业几十年，除了带研究生、博士生，我一直特别重视给本科生上基础课。最高兴的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学生成才，在业界获得好评。教书育人和做学问的艰辛与快乐，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

记者：研究生、博士生阶段，您都是王瑶先生的入室弟子，您也一直视此为“人生的福气”。可否谈谈王瑶先生给您带来的影响？

温儒敏：王瑶先生原来任职于清华大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院系合并后他到了北京大学。当时他是三级教授，虽然级别不是很高，但却是一位具有标志性的教授，影响很大。一是由于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二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跟其他教授相比，他更放达，也更接地气。我们能够遇到这样的导师，实在是一种幸运。

王瑶先生做学问不死板，知人论世，能够把做学问跟社会的脉动联系起来，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王瑶先生视野非常开阔，他是从古典文学研究转到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做学问的根底非常扎实。他研究文学史很注重从复杂的情况中归纳出一些“现象”进行研究。他做学问“进得去”，也“出得来”，这对我们治学也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教学方式因人而异，注重学生未来的发展。他会在聊天过程中对学生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进行点拨，帮助学生把握研究方向。我在写硕士论文时本想做郁达夫研究，但王瑶先生建议我不要满足于做自己已熟悉的领域，而是建议我做鲁迅研究，虽然难于突破，但题目重要，学术含金量大，要敢于去碰。后来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鲁迅与厨川白村，博士论文研究现实主义思潮，都离不开当初王瑶先生的指点。

教改是“补台”不是“拆台”

记者：您的专业是文学史研究，为何如此关注基础教育？为何要在北京大学建立语文教育研究所？这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温儒敏：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其实是“五四”的传统，也是北大的传统。北大历史上有很多老先生都对基础教育非常关注，像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等。近一二十年，北大和许多大学一样，学科分工越来越细，每人抱着一块研究，虽然很深入，但也可能脱离社会现实。许多师范大学都不愿做“师范”。我想，做学问总还得关注社会，北大中文系也应当关注基础教育，于是就在2004年领衔成立了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我们也是想以此来影响师范大学提高对基础教育的重视。果然，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后影响很大，全国各师范大学陆续成立了六七个研究语文的机构。

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实际上是个虚体，没有国家的资金支持，起初甚至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但它借助北大校内外资源，以项目制做过很多大型调查。从2004年成立至今，三次被北大评为优秀机构。我们想通过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来跟全国中小学研究界建立一些联系，帮助语文教育工作者提升教学水平。

记者：从2012年起，您受聘于教育部，担任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据了解，今年秋季全国小学和初中将统一使用“部编本”语文教材，高中也将陆续使用。作为总主编，您对这项重大工程的完成有何感想？

温儒敏：不得不说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程。因为教材是公共知识产品，万众瞩目，社会上的认知各种各样，谁都可以对此发声。而且中央也有很高的要求，既要保留教材的科学性，又要体现改革的力度。所以这是一份需要平衡的工作，背后的艰辛和曲折外人难以理解。我曾经说过，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做成一件事、要推进改革则比想象难得多，现在教育领域哪怕是极微小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新教材有新面貌，特别是在培养读书兴趣及提倡学会学习方面，有许多改进。对于小学和初中语文，我比较满意，因为体现了“守正创新”的编写理念，社会反响也比较好。高中语文改革幅度很大，但还是力求能适合大面积使用。效果如何，要看一线教学的实践检验。课程改革和教材编写都要“守正创新”。教育要改革，并不是说以前的错了，要推倒重来。教育是“农业”，其改进和创新，是需要一步步积累的。以前好的东西还是要保留，要改掉的是不适应的东西，再将新的东西补充进去，教改是“补台”而不是“拆台”。

记者：“部编本”语文教材作为新教材，在使用方面想必也有“磨合期”。近两年，“部编本”语文教材已陆续在全国范围内投入使用，在此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温儒敏：会有一些磨合，但有些改革在逐步达成共识。比如，过去小学生一入学就先学汉语拼音，而“部编本”语文教材改为先认识一些汉字，再学拼音。为什么这样安排？考虑的是孩子们对汉字的原初感觉。“ 第一印象”不是字母abc，而是汉字“ 天地人”，把汉语、汉字摆回到第一位，拼音只是辅助学汉字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先认字后学拼音，还有幼小衔接方面的考虑，目的是放缓坡度。对于刚上学的孩子而言，一上来就学拼音，等于给了个“ 下马威”，不利于培养孩子们对语文课的兴趣。

再比如，古诗文篇目的增加。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古诗，1-6年级12册教材共选有古诗文132篇，平均每个年级20篇左右，约占课文总数的30%，相比原人教版教材增加了很多。初中6册教材选用的古诗文篇目也有所增加。这样做是因为，古诗文的学习不仅是文化的传承，也是给学生打底色的过程，对学生学习和运用语言都有所裨益。

还有就是重视读书，把课内和课外的阅读结合起来，新教材的阅读量有大幅增加。

记者：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与新教材都“加重”了语文的阅读量，社会上反响较大，网上还出现某些批评您的声音。对此您怎么看？

温儒敏：批评者说的最多的是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了72篇。其实这里面存在误解。所谓原来规定背诵14篇，其实并不存在，只是在2003年的高中课程标准中曾以举例方式提到过15篇古诗文，供教材编写者和老师选择古诗文时参考。

所谓“猛增72篇”也并不符合事实。早在2000年，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其中明确规定古诗文背诵篇目为70篇，这个数字与2017年课标定的72篇基本持平，并无“猛增”。网上有些人借“猛增”背诵篇目这个并不存在的事实来指责我“增加学业负担”，可能是因为只从网上拼贴材料，找错了批评对象，我其实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也根本没有参与高中课标的修订。

至于教材增加阅读量，这一改革显然得到绝大多数老师的支持，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培养读书兴趣，是语文教学的“牛鼻子”。阅读兴趣高了，阅读能力强了，学生就不会感到读书是负担，这总比反复刷题好。真正增加负担的不是读书，而是僵化的习作。

“学好语文”比“考好语文”更重要

记者：作为“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您的一些话被视为透露教改的动向。前段时间网上热议您主张语文高考要“让15%的考生做不完”，很多家长为此担心。您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吗？

温儒敏：2007年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讲，高考是选拔考试，必须有难度、信度和效度的要求，应适当拉开分距，还要考查阅读速度。根据几年高考情况调查，发现很多考生阅读能力差，读得太慢，结果做不完卷子。每年总有15%左右的考生做不完，但这也是正常的。我说的是一种事实，而并不是“不顾学生死活”，“就是要让”15%的人做不完。有些话被断章取义，“标题党”起 “吓人”的标题，以讹传讹，引起不必要的担忧。后来我也做过澄清，但作用不大。

道理大家一想就明白，高考是选拔性考试，有15%左右的考生做不完，这个概率始终存在，不仅是语文，其他学科也都有类似情况。如果全部考生都能答题完好，都得高分，怎么进行选拔？那些担心孩子高考做不完卷子的家长，应当考虑的是如何提升孩子实力，而不要指望考试降低难度。即使再容易的题，也会有竞争。要想孩子考得好，还得尽早培养起他们的读书兴趣与习惯，多读书，读好书，阅读能力上去了，就不会做不完卷子了。

记者：马上又到高考，近几年每年高考作文题出来后，各大媒体都会邀您做一些评论和解读。您认为目前高考作文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温儒敏：高考作文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这些年也逐步在改进。据我观察，这些年的高考作文命题在往理性靠拢，多出一些评论性的题目；另外，设题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社会，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学生有话可说。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作文题比较空，容易被套题，大家写得都差不多，评分很难拉开差距。再有，评分的区分度不够，60分的作文，考40多分的学生甚至可以占到总人数的70%。结果一线教学就基本不用教作文了，因为怎么考都40分上下。这个我以前也呼吁过，要拉大高考作文的区分度，要增加满分作文、一类作文和三类作文，以此来“指挥”一线教师对作文教学加以重视。

记者：“既让学生考得好，又不把脑子学死，兴趣搞没。”您认为中小学语文老师该如何平衡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

温儒敏：社会竞争加剧，人们焦虑增加，自然就会辐射到教育领域。短期内我们不可能摆脱应试教育，但可以从另一角度考虑：能否既面对应试教育这个巨大的现实，又不完全被其左右和淹没，努力在有限的空间内让孩子既能考好，又不把脑子学死？把近期利益与长远考虑相结合，虽然很难，但有水平的老师和家长会懂得尽量去平衡。

小学阶段应试教育的压力还不像高中那么大，应当抓紧这一时期，多开展素质教育。就语文而言，很重要的就是培养起学生读书的兴趣和习惯。有良好读书习惯的孩子，不会被游戏、网络所牵制，不会迷恋流俗文化，这些孩子到了初中、高中，语文水平肯定差不了。考试当然重要，但不能总盯着考试，“学好语文”比“考好语文”更重要。

记者：对于激发学生的读书兴趣，您认为老师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做？

温儒敏：对学生尤其是小学生来说，阅读不要任务驱动，比如一个暑假规定他读完多少本书，读书要写读书笔记、读后感等。这是学生不喜欢读书的最主要原因。对于阅读，范围不要限定得太死，可以让孩子适当接触一些“闲书”，培养他们自由阅读和思考的习惯，然后再给以适当的引导。相对应的，我鼓励目标驱动，当孩子完成一定阅读量时，老师要给予奖励和鼓励。

刊于《教育家》杂志2019年6月刊 总第1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