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作为每个人的“人生第一课”，其作用举足轻重。家庭教育的影响，犹如胎记，伴随人的终生。

作为父母，应给予子女怎样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构成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谈一谈名家的家教故事或许能够解答这些问题。

对孩子表达全然的爱

“一门三院士，九个儿女九栋梁”，这家的父亲就是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梁启超。

梁启超把“情育”与“智育”“意育”并列，作为人生教育的三大方面。他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老实说，要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

他与孩子们之间的感情浓厚而真挚。梁启超曾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如此表白：“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梁启超对孩子们的爱，从称呼上就可见一斑。他称大女儿梁思顺“大宝贝”“娴儿”“顺儿”，称次女梁思庄为“庄庄”，给三女梁思懿起了“司马懿”的外号， 呼四女梁思宁为“六六”，称小儿子梁思礼“老白鼻（BABY）”。这些亲切到几近肉麻的昵称，梁启超从小喊到大。当孩子们三十多岁时，他写信依然会这样开头：“大宝贝思顺，小宝贝思庄，还有两个不甚宝贝的乖乖”。

这位严肃的思想家，在家里就是个“孩子迷”。他和孩子们平等相处，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全然的爱， 孩子们从小就接收到一个明确的信号——爸爸爱我。而这份笃定的爱，会带给孩子们自尊与自信。

尊重孩子，提倡因材施教

有人问梁启超：“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梁启超答：“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趣味主义也是梁启超最重要的教育理念之一，他用心体察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尊重他们的专业兴趣。

他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观察孩子，根据孩子们不同的个性、脾气和兴趣来引导，进行针对性的培养和教育。他会与孩子们在学习和前途上进行多方面的反复沟通，使他们得到自由发展，优势和特长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挥。

梁启超的子女大多学的不是所谓的“热门专业”，但凡是真心喜欢且对社会有益，他必定全力支持。梁思成主修建筑史，梁启超深知这个专业找工作不易， 但依然全力支持儿子的学业。次子梁思永立志投身考古，他便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参加实地考古工作。

他也会给子女提建议，但绝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们。梁思庄在麦基尔大学面临该选学哪个具体专业的问题时，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生物专业。梁思庄尝试之后发现对生物学毫无兴趣，十分苦恼，便向大哥梁思成诉说。梁启超知道后，非常后悔，赶紧写信给她：“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梁思庄后来改学十分冷门的图书馆学，考入了哥伦比亚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梁启超认为，事业无所谓大小，认定一件事去做就是可敬的。在孩子们的专业学习上，他会为他们作长远考虑，但一定是以孩子的兴趣为首要原则。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曾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

珍视孩子的“天真无邪”

著名画家丰子恺曾画过一组漫画，寥寥几笔勾画出了他眼中的教育问题：“一厢情愿地给予，但不一定是他们身体所需的和心里想要的”“一厢情愿地领路，但不一定是他们当下想去的和未来想走的”“一厢情愿地抬高目标，但不一定是他们能力企及的和心理承受的”。

丰子恺认为，儿童时代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但并非世人所认为的教育和塑造的黄金时代，而是“不教育，不约束”的黄金时代。他异常珍视孩童的“天真无邪”，称他们为“全部身心公开的人”，他在画中也常常描摹儿童日常生活中那些耐人寻味的平凡琐事。

孩子看到书桌上放着苹果想取食，可是手够不着，大人又不在旁边，情急之下，孩子就把书桌的抽斗逐个拉开来，组成了一部小楼梯，爬上去取到了苹果。此情此景正好被推门进去的丰子恺看到，他惊喜地拿起笔来，把这个可爱的镜头捕捉到他的速写本里。

“童心，是儿童本来具有的心，不必父母与先生教他，只要父母与先生不去摧残它就够了。”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吟回忆，丰子恺非常反对把孩子培养成“ 小大人”，不赞同拔苗助长的教育方式。他认为 “小大人”是“在青虫身上装翅膀而教它同蝴蝶一同飞翔”。

在丰子恺次女丰宛音的记忆中，父亲经常与孩子们一起搭积木，“乘火车”，教他们唱儿歌。他写道：“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还开心；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还伤心……由于这种爱和亲近，我才常常体会了孩子们的心理，发现了一个和成人的世界 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而这个儿童的世界，需要大人们亲自走进去，讲他们世界中的话，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点童心。如此，教育才能不“失真”，父母与子 女的距离才会越来越近。

“身教”远重于“言传”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在钱学森之子、计算机应用高级工程师钱永刚的记忆中，钱学森夫妇从来不对他说什么大道理。他们认为，在家庭教育中，“身教”远远重于“言传”，父母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孩子产生深远影响，讲得再多，不如给孩子树立好榜样。

酷爱读书是钱家的家风。但钱学森夫妇从未教过孩子如何读书，至于怎么读书，钱永刚是观察父母学来的。在他小时候，钱学森夫妇每天下班回家后，常常继续投入工作，后来孩子们一回家也拿起书本学习。在钱永刚的眼中，父母做学问，总是注重持之以恒，注重积累，毫不功利，从不着急，一点一点积累。钱学森夫妇稳健的学习态度和精神就这样烙刻在子女的脑海中，渗透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

榜样的作用同样体现在著名作家杨绛与钱钟书的家教传统中。他们的女儿钱媛也是一位才女，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英语系教授。

杨绛自身便是受父母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他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女儿见他们嗜读，也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随之渐渐入道。女儿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辞典也未查着，跑去问爸爸，钱钟书不告诉她，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到了。

杨绛认为，“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与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教育。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尤为重要。

刊于《教育家》杂志2019年4月刊 总第1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