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1927年12月16日－），江苏镇江人，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最早期弟子，后转向自由主义角度来批判与反省儒家思想，与梁漱溟、钱穆、徐复观等人同为自学有成的思想家。曾任台湾文化学院（台湾文化大学前身）教授，后获聘中山大学讲座教授与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着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 《中国哲学思想批判》、《伦理思想的突破》 等近三十部著作。
韦政通教授是我的恩师，他对待我有如“思想的父亲”，我们有着快二十年的深厚情谊，而且有非常多来往的故事值得说，然而，我总觉得还没有到需要和盘托出的时候，毕竟最难写的东西，其实来自距离自己心里最近的事情。因此，每当有人请我写点跟韦老师的交谊，我都往往借故推辞，现在却因为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想替韦老师做九十大寿，藉此出版一本文集纪念，使得我盛情难却，终于不得不提笔为文。
我跟老师相识于我在台湾清华大学念历史学博士的时期，当时我正准备考博士资格考有关“中华文化史”的科目，我透过水牛出版社的编辑部跟韦老师联系，请他担任我的出题老师。韦老师立刻来电应允，老实说，刚开始韦老师并不是个很容易亲近的人，他待人处事常依据自己一套很严格的标准，不只会用来审视自己，并且常不自觉审视别人。
由于我们年龄相差有如爷孙，他丰富的人生经验，使其言谈间常会带着某种指导性与批判性，却因为我天生性格不喜受拘束，尤其我平素最厌恶任何人拿成长的资历来压迫青年，这让我们谈话常不知不觉掉落到某种紧张的节奏感里。
然而，直到有一天，年轻气盛的我，实在不愿再忍耐，直接跟韦老师表达自己不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对话关系，毅然从他家离开，心灰意冷回到家里。刚打开大门，立刻就接到他来电，韦老师直接了当表达对我的歉意，他说他没有留意到做出自己平素最厌恶的事情，就在剎那间，我们发现原来彼此身上流淌着相同的真性情，这使得我们从此发展出忘年的深交。
陈复（右）与韦政通合影
曾经有几年，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到韦老师家一次或两次，两人从上午到晚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在我准备考“中华文化史”这个科目的博士资格考前，我跟老师说我高度关注中国书院的发展，并且，我不只曾把全台从清朝到日据不同时期开设的书院都做过田野调查，甚至常到大陆各省的知名书院做田野调查。
韦老师显然很欣赏书院这种自由讲学的精神，他就说：“既然如此，你何不直接写有关书院的书面报告来作为中华文化史的资格考呢？”我非常高兴老师采取这么自由的办法来作为对我的考核，回到家就开始整理相关文献，两个月后写完全文，直接交给他一本书。韦老师看见大喜，对我高度赞许，期勉我未来不只能研究书院，更能推广书院的设立，最后给我极高的分数通过，这本书就是后来由洪叶出版社发行的《书院精神与中华文化》。
来年我与筱筠结婚，韦老师慨然应允担任我们夫妻的婚礼证婚人，并在喜宴上跟大家特别提到这件事情，除希望我不要忘记初衷外，并期许我们将婚姻与志业结合，尤其不要害怕年轻时多吃些苦头。
韦老师自己的婚姻很特别，他当年与师母的相恋震撼到社会的禁忌，多年隐姓埋名在台南乡间教书并撰写《中国思想史》，甚至不惜跟自己的恩师牟宗三先生绝交（只因牟先生干预他婚姻的选择），因此，对于他在婚礼上的这番叮咛，我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并且，我后来的人生，确实吃过很惨烈的苦头。由于台湾高等教育体制逐渐开始发生严重的问题，大学教职在剧烈萎缩，使得我博士毕业后，已无法如愿立刻寻觅到令人满意的教职。先是在各大学兼课，后来则来到台湾师范大学做四年的博士后研究员。韦老师对待我有如对待自己孩子般，对此深感忧虑，常常来电问这件事情，还帮我写推荐信，却不幸总是石沉大海。
当时我甚感羞愧，老师早已一大把年纪，还要如此丢面子，帮我去请教他甚至已经十几年不再联络的学术中人。只因老师觉得我是个人才，并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就此被埋没，还主动跟几位在大陆高校任教的知交或学生提到我的名字，希望这些人能帮上忙。结果其中有人不只没有帮忙，甚至还跟自己学生去笑话我，成为这些不知人间疾苦的年轻人茶余饭后写微博的“奇闻异事”。当我的真实人生竟变成别人笑话的谈资，从事学术工作竟然做到山穷水尽毫无出路，这对于平生素来重视荣誉的我，其挫折与痛苦，实可谓刻骨铭心都无法形容。
然而，韦老师却云淡风清地跟我说：“我这辈子在学术领域被人瞧不起的经验可多了，更不要说国民党让我几度跟大学教职绝缘，如果只因为人家说的并不是真实的我，我就要难过，那我可早就活不下去了。英雄不怕出身低，你是谁，这些记忆都铭刻在你的心底，不在别人的嘴里。”
这类的往事多不胜数，曾在我最失意的时候，韦老师扮演着很特殊的慈父角色，不断鼓励我奋发图强，我有时独自在灯火阑珊处回首前尘，不禁觉得当年如果没有韦老师如此强烈的支持，我大概很难撑过那段日子。
因此，曾经有六年半的时光，我们夫妻果真应验韦老师的叮咛，虽然还不至于到饥寒交迫或三餐不继的状态，却不得不品尝各种困窘的苦头，看尽学术的冷暖风雨，尤其曾因发生某件令我终生难忘的家庭意外事故，让我当时真的完全明白何谓“贫贱夫妻百事哀”。韦老师曾在某年春节期间与我们夫妻的聚餐里，笑着跟我们说：“年轻时共同吃些苦头，往后才会珍惜这些过程，老来作伴就懂得何谓忆苦思甜”。现在想来的确如此。
后来，我终于如愿来到宜兰大学任教，韦老师听到消息，两天后告诉我说：“我高兴到这两天都几乎没有怎么睡觉，脑海里不断地翻搅，想说你未来可做点什么事情。”一位老师挂怀一位学生至此，我不禁泪水要夺眶而出。
然而，繁忙的教学、研究甚至行政工作，让我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回台北跟老师开怀畅谈，这大概的确是老师念兹在兹的遗憾，毕竟诚如老师的孙女心怡跟我说的真心话：“在台湾，会被爷爷承认是自己学生的人，年纪大的资深学者已经往生，在目前这一辈的中年学者里，就只剩你一人了。”
韦老师一人有如此高寿，百年来的学术发展史，对后人而言或许是书本的历史，对他而言则是真实的经验。他不只跟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有过师生情谊，后来转到自由主义思想阵营，更结识一大批各领域的学者（尤其他曾与晚年的殷海光有过数年交往），这不只扩大他学术的视野与格局，更受其思想的深刻影响。
我有时不免在想：韦老师毕生研究儒家思想，做人处事其实有情有义，却对于儒家这顶帽子有着强烈反感；个人曾经在台湾深受国民党的迫害，却对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高度赞赏，更不消说他完全明白共产党这五年来正在积极倡导儒家思想，如果这些矛盾的现象都能并存于韦老师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上，大概只有在心理潜意识层面，能获得比较深刻的解释。
韦老师是位知名哲学家，尤其是一流的思想史专家，然而，他对我个人最重要的意义，却不是“作为学者的韦政通”，而是“作为老师的韦政通”。他有如探照灯般照亮着我，对于我个人的生命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由于我们有非常多真实的交往经验，因此，“我认识的韦政通”可能比其他有关韦政通的传记作者更有些第一手的内容可说。然而，最真实的感觉却往往最具有私密性，在言说与不说间，我终究都得要面对着最真实的自己。
这两年来，我开展华人本土社会科学的奋斗历程，尤其我与台湾大学心理系黄光国教授从事激烈却不失情谊的辩论，提出 “黄光国难题”来指出当前学术正面临一大难题：如何使用天人对立的语言来诠释本质具有天人合一特征的中华文化，藉此终结学术殖民，开创自主学术，最终唤醒华人社会的心灵复兴。
并与夏允中教授、张兰石教授与王智弘教授在台湾南北各大学常举办各种跨领域社群研讨会，大家借由对话来视域共融，积极倡导学术典范的转型工程，这些学术的新发展都已不是本来的文史哲领域可涵盖，我个人并开始主张与倡导“心学心理学”（nouslogical psychology），意即将传统心学的内容，有效转化到本土心理学领域，使得其成熟发展出“修养心理学”（cultivating psychology），并具体应用到心理咨询，发展出认识自性的“智慧咨询”（wisdom consultation）。
这些将传统赋予新意的学术工作，韦老师都看在眼里，他曾经很敏锐指出：“你跟黄光国辩论的过程，使得你获得前所未有的学术突破，你简直是在念第二个博士。”如果不是韦老师作为老行家，一辈子保持着对学术的敏锐观察，断然说不出对我如此深刻的评论。
我曾经怀着对韦老师的感念，征得老师本人同意，并获得当时本校赵涵捷校长的授权认可，致赠不只在学术领域有杰出表现，且被韦老师承认的弟子共计九人“政通学者”的荣誉，希望大家永远都能记得师恩，并实践其精神。“政通学者”到底意谓着什么呢？
我想，韦老师毕生讨厌说废话与做虚事，他最在意如何在天地间做一个自由人，尤其能在学术层面展开自由探讨，谋画学问的持续突破，这是他最关注的课题。既然如此，每个有幸获颁“政通学者”这一荣誉的人，都应该继承这种精神，鼓励青年大胆思考与认真学习，不再恪守惯性的格套，阻挠学术的创新发展。
这些年来，我常不断在清晨醒来，审问自己：“有幸跻身于士林，我是否还记得刻骨铭心的挫折与痛苦，有没有谦卑待人处事，能否避免自己对人摆出平生最厌恶的过来人嘴脸，归根究底，我到底是否还记得当年发愿投身于学问的初衷呢？”如果我对此有丝毫失察，我会深感汗颜。
海格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梅春雷董事长曾通过王立新教授相赠雕工精细的韦老师铜像一座给我，我放在自己新竹家中，常伴于左右，记得我曾说：“有幸获得这尊铜像，着实是个极其沉重的责任与承担。希望这尊铜像未来有朝一日，能转赠本人相信某间将能开创崭新格局与气象的书院，让恩师韦教授继续在那里讲学，象征常驻其间，替中华文化的继往开来，张开双眼，并点一盏灯。”我一直热烈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韦政通教授是我思想的父亲，他对我最深的启发，就是我有责任持续守护每个热爱学问的青年，让大家不只知道“智慧不老”，并相信“学问不死”，在这个充满暗黑且寂寥的深夜里。
（作者系台湾宜兰大学博雅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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