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拟的题目是《教育：请给学生以心灵的自由》，后来我发现，仅仅是学生有心灵的自由还不够，教师也应该有。这里的“人”就包括教师。

我有一个学生叫胡小鸥，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青年作曲家，曾经获得过一个国际作曲大奖，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作曲家。有天晚上，他的父亲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感谢你对小鸥的培养，他得了一个大奖。”我说，这和我没关系，我根本就不会作曲。他父亲又说：“您教会了他做人，胡小鸥还一直记着您，至今还保留着高中时代的作文呢！”我开玩笑说，那我就等着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吧！其实我心里还是很感动的，因为我当时并不是胡小鸥的班主任，只是教他语文，但他居然还保留着我给他批改过的作文。

我一直认为，天才不是学校培养的。胡小鸥哪是我培养的呢？今年4月，他回到成都，回到母校给同学做演讲。胡小鸥是一个很朴实、很善良的作曲家。他在演讲中对学生们说，他中学的时候成绩中等，永远徘徊在二三十名。他从小喜欢弹钢琴，但弹的时候一些曲子太枯燥了，他就想：“为什么不自己弹呢？”于是他就乱弹，发现乱弹很好听，就把它记下来。他用自己能读懂的符号记下来，这就是他最早的作曲，最早的作品，这张纸条他至今保留着。后来，因为他成绩不是特别好，但酷爱音乐，学校就破格同意他不上课，在家里学音乐，准备考川音。后来他果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川音。再后来，就到美国深造，拿到了音乐博士。

他来看我的时候，说起了我当年给他批改过的作文《悲鸿不悲》：“我现在都还记得这道作文题的由来。当时徐悲鸿的画展在成都举行，门前冷落；与此同时，一位香港流行歌星的演唱会却火爆轰动。可是，歌星演完后偷税漏税一百五十万。李老师便给我们讲，徐悲鸿的作品终究会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品流传下去，载入史册，而所谓歌星缺乏社会责任感。”他说，现在某些歌星获得的太多，而对社会的付出与回报则太少太少，他对这些现象很是看不惯。我感到了胡小鸥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良知。

我今天讲这件事，是想说明天才级的学生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但是教育可以给他一片土壤，包括空气、水分、阳光，包括他们需要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如果不是学校当时同意胡小鸥不上课，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很难说他会成为作曲家。还有，任何天才的孩子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格，其天分才有意义。

我有这么四个观点。第一，创新首先是思想的创新；第二，教师应该是精神自由的人；第三，教育要给学生以舒展的心灵；第四，教育要给学生以健全的人格。

第一，创新首先是思想的创新。

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但现在人们一说到创新，往往就只是科技创新。具体到教育上，更多的是技巧创新，比如“一题多解”，比如作文的“构思新颖”，比如作文出人意料的开头、别具新意的结尾，或者是小发明、小制作等等。技术（包括技巧）的创新当然是需要的，但比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思想创新。

众所周知，一部人类史实际就是一部思想创新史。比如，我们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它恰恰是一部思想创新史。邓小平的贡献在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正是因为邓小平的思想创新，给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活力，而凡是没有思想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都走入了死胡同——比如，固守僵化的“苏联模式”，结果导致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再看1978年中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也是一次思想创新。我们无法说它产生了多少吨钢或者多少“当量”，但它却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因此，从人类历史长河看，思想创新显然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因为它是宏观的，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

以上说的是巨人的思想创新。如果我们承认思想创新的巨大意义，那么，我们不妨再继续追问：思想创新的权利只是少数巨人独有呢，还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享有的？

从理论上讲，思想创新的权利当然是人人拥有，谁也不应该垄断思想创新的权利。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思想”是统治者的专利，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封建残余的惯性和极“左”路线的肆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般老百姓没有思考的权利，更别说思想创新的权利了。特别是到了“文革”时代，所有独立思考的人，结局都很悲惨。今天不一样了，这是一个鼓励创新的时代，但这里的“创新”首先应该是思想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