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钱学森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由“钱学森之问”我想到了“陶行知之答”。

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1943年，他围绕创造教育写过一篇文章——《创造宣言》。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他说，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他还认为，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可见，陶行知大力提倡和推动创造教育。

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陶行知。四年前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习近平也两次提到陶行知。为什么总书记如此重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为什么总书记如此重视他的创造教育思想，重视他有关教师教育的思想？我以为，他是看到了陶行知对“钱学森之问”的破解思路。

站在时代之上思考教育

陶行知在《创造宣言》中说：“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创造时代，我们要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命题。我们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是培养人。应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有创造力、有创造意识、有创造精神的时代新人。这是根本的任务。

回顾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不仅是陶行知，很多教育家都就如何培养创新性人才做了深入的思考。黄炎培提出，培养创新人才要手脑并用。陈鹤琴、蔡元培、梁漱溟等这些教育家都对此有深入的阐述。可见，创新的问题、创造的问题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题。为什么当年这些教育家们思考的问题，能够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呢？就因为他们思考的是时代的命题。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著名“时段理论”把历史时间分为相互联系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分别表达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历史学家只有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要如同历史学家，有长时段思考历史的眼光。

人类教育史上发生过两次教育革命，今天正迎来第三次教育革命。因此创造的问题、创新人才的问题不能仅仅从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上思考，还要从历史给我们教育提出的命题，从未来对教育提出的命题来思考。这样的思考才深刻，才有意义和价值。

“解放”与创新型人才培养

对于创新型人才，我们要了解它的概念和特征。所谓创新型人才是指富于独创性、具有创造能力，能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开创事业新局面，对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才。

创新型人才大致具有以下五个特征：一是对所从事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并固守在这一领域；二是有良好的科学素养；三是具有献身科学的精神，有创新性思维，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科学、先进的研究方法；四是拥有平静的生活、宽松的环境和舒适的心态；五是充满了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的爱心和责任感。这些特征不一定全面，但大体上能够反映我们认为的创新人才的特征，至少是基本特征。

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陶行知先生在八十年前甚至更早就“创造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而且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我们常常说要放眼世界，要有全球视野，要知道今天的学术前沿在哪里，知道国际的学术前沿在哪里，但是，我们也要对我们国家教育走过的道路有全面的梳理、系统的把握。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根，不能忘了自己的源，不能谈起西方来头头是道，说到中国所知甚少。中国教育史上陶行知先生是最早倡导创造教育的教育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怎样培养人才，陶行知就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比如《创造的儿童教育》《儿童的培养》《创造的民族的教育》《创造宣言》。陶行知一直在思考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才能适应和满足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当时，我国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陶行知思考如何让我们的人才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化需要。他的英文、法文很优秀，因而很早就在国内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赴美留学，拜于大教育家杜威、孟禄门下。同时，他又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以后，陶行知本可以享受好的物质条件、生活环境，并且如果沿着这条轨道发展下去，不久就会有多所大学请他做校长。但陶行知一心发展中国的基础教育。陶行知看到，中国的教育正处在时代的转折点，正在向现代教育过渡，中国的教育研究也要向现代教育研究过渡，因此，他回国后首先引入了教育行政学、教育管理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等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他提出了儿童的“六大解放”理论。他认为创造力是人人具有的天然禀赋，每个人都有创造力，只不过你没有被开发出来。要开发的话就要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要允许人来创造、允许儿童来创造，而不能扼杀他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陶行知提出：要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不逼迫他们赶考，使之能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这就是陶行知为如何培养创新性人才给出的答案。

对比今天的教育，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往前推进了吗？我们解放儿童的头脑了吗？解放他们的双手了吗？解放了他们的眼睛了吗？解放他们的空间了吗？解放他们的时间了吗？不需要谈高深的道理，就把“六大解放”真正地贯彻到底，我相信社会一定会涌现大批的创造性人才。

为儿童提供有创造力的环境

今天，我们要学习、弘扬、实验和推广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培养创造型人才，当然也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加以创造发展，针对目前中国教育的现实提出具体思路和措施。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培养创新型人才要做到五个字：转、改、创、建、汇。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造力，但为什么我们独有的创造力没有培养出来呢？因为我们没有为儿童提供很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学生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很多时候被扼杀了。应当承认，当下我们的教育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还不够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学校评价体系和用人制度也不尽完善。鉴于此，我们需要做出改变。首先，要转变传统的价值观念，营造出一种文化的氛围，让学生们敢想敢思，培养他们的批判思维；同时，改变现有的填鸭式灌输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通过各种实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教育要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要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解放双手，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而不是陷入“题海”。其次，要搭建有利于拔尖人才成长的平台。一方面要在教育体系内部搭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立交桥，在高等职业体系内部搭建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立交桥，为不同起点的求学者搭建畅通的成才渠道，另一方面，要把品质和知识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再次，深化国际合作，构建国内外双向互动合作共赢的拔尖人才培养长效机制，打造中外人才培养共同体。最后，要打通大学和基础教育的通道。人才培养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和整个的体系，著名大学要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及大学的选修课、师资培训，举办比赛和论坛，将人才培养的链条迁移到中学。在这方面，清华大学的一系列举动非常值得关注。第一是请进来。清华大学除了每年举行的重点学校校长会议外，从2016年开始在每年本科生开学典礼上邀请数十名中学校长来现场观礼。很多中学校长说，过去他们参加过很多大学的毕业典礼，但是参加本校毕业生的大学开学典礼还是第一次。不仅如此，他们还举办全国重点中学校长培训班，为中学校长提供进修和交流的机会；举办中美全球创新冬令营、全球创新夏令营，将国内优秀高中生带到美国的西雅图，通过学习、参观、考察、比赛等形式，让学生学会如何应对世界性的挑战，以丰富和完善大中衔接教育的内涵。2018年，他们在美国波士顿举办了中美中学校长论坛，这是衔接中外基础教育最新的尝试。第二是走出去。组织安排大学的校长、院长、教授到中小学参加各种活动。第三是搭建平台，联合发起中国募课大学选修课，实现募课课程的融合。我觉得这个思路值得参考借鉴。

（作者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刊于《教育家》2019年3月刊 总第1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