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平，女，1940年生，幼年随家定居台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教育学博士候选人。美国滋根基金会、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创始人之一，长期从事中国农村教育与发展工作。
贵州，古代被称为“蛮夷”之地，这里群山环绕，少数民族众多，交通极为不便，不为人熟知，贫瘠的土地、神秘的苗乡侗寨、多元文化和神奇故事交织在一起，产生出无穷的魅力。
然而当杨贵平从美国坐24个小时的飞机从香港转机飞往贵阳，7小时火车到凯里，再坐3小时汽车到雷山，在一辆拉猪车上颠簸3个多小时后，她才对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地方有了最初的认知。带她来的罗义贤笑呵呵地说：“不着急，走吧，还有35公里。”爬了3座山，蹚过两条河，深夜12点，村民点着煤油灯来寻人时，杨贵平的脚已经肿得老高。
右一为杨贵平
她终于看到了1988年中国最贫困的农村——雷山县方祥乡，也终于明白这个在飞机上刚认识的年轻的铜仁团地委书记为什么说要带她来中国最穷的地方看看。此时，离杨贵平在贵州出生已过去48年。
从“保钓”到“滋根”：时代呼唤海外赤子
杨贵平家学渊源深厚，父亲曾是台湾地区文化学院的院长，从小浸淫在唐诗宋词中，对中国有着很强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大学一毕业她就嫁给了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赴美定居，带着3个孩子过着少奶奶生活。然而，这并不是她的心之所向，“秋天的叶子一片片落下来，我坐在房前看书，远离故乡，只觉寂寞，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和我沟通。”“保钓运动”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971年，正在南加州大学读书的杨贵平和台湾来的很多学生一起上街游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这场运动让她决定脱离以前的“文化精英”生活，离婚与“保钓运动”学生领袖、“保钓”刊物《战报》的出版人董叙霖结合，积极为祖国做一些事情。
董叙霖后来入职联合国，参与“百分之一基金会”，即会员每月捐出工资的1%，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发展项目。“也许可以用同样的经验成立一个组织。”夫妇俩决定自建一家针对中国的公益组织，“美国滋根基金会”由此诞生。这个非营利组织从成立之初就响应联合国倡导的“ 以人为中心、可持续的发展”的理念，希望能为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努力，为中国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小事。这件小事她坚持了30年。
30年来，她带领“ 滋根”在中国贵州、云南、河北、山西、甘肃、河南、湖北等12个省3个直辖市近30个县市开展公益项目，涵盖了3000多所学校和100多个乡村，助学金受益人达15万人次，直接受益人达100万人次。
不离不弃三十年：支持妇女发展和女童教育
“教育一个男孩是教育了一个人，而教育一个女孩就是教育了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女孩教育的投资，就是对一个国家的投资。”女童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在雷山，杨贵平遇见很多背着弟妹干活的女孩，让她震惊的是她们居然很多十几岁都还不能上学！方祥乡的杨丽花家有四兄妹，她排第二。因为家里的钱只够支持小弟的书杂费，已经9岁的小姑娘，都还没有念书，只好在家帮着打猪草和煮饭。这一幕幕情景与杨贵平熟悉的生活天差地别，她再也不想什么图书室或农业培训，当即决定把钱用于支持农村适龄女童上学。
1990年，杨贵平在方祥乡12个村调查发现，当地适龄（6-12岁）男童的入学率为77%，女童入学率却只有27.8%。许多学校除一、二年级有几个女生外，全是男生，甚至在一些学校一个女学生都没有，而且越到高年级，女童入学的人数越少。影响当地女童就学的原因复杂，但最主要的是上学费用高和学校离家太远，无法就近上学。
为此，“ 滋根”早期的工作重点在于提供助学金，让农村贫困女童免费上学。在与雷山县教育局讨论后，“滋根”为方祥乡12个偏远村寨约300多名6岁及以上女童，提供书费、杂费，支持她们完成六年小学教育。同时，在“滋根”的建议下，教育局将一些学校以隔年招生的方式升为完小，帮助学生就近上学。“有了助学金，村里的适龄女孩都来上学了，有14岁女孩来上一年级，有的还背着弟妹来上学。”说到这，她眼里泛着喜悦的泪光。
如今，“滋根”的女童助学金项目扩充到了贵州台江、麻江、黄平以及云南、山西、河北等一些最贫困的乡村。最多的时候，同时支持约100个村的女孩上学，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支持对象也扩展到孤儿和贫困男孩。
杨贵平认为，让女孩接受教育是全世界的课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它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必要条件，可以增加她们的经济收入和工作机会，从而改变人生。最重要的是，可以让女孩增强自信心，变成发展家乡的重要力量。这在“ 滋根”的实践得到证明。
被资助后，当地女童入学率常年维持在85%〜100%。这些女童，有的留村务农，用科学方式种田；有的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女老师、第一个女卫生员，反哺家乡；有的继续升学到高中和大学，毕业后进入县城，成为公务员、职员，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回馈了社会。
然而杨贵平认为“ 滋根”绝不能局限于直接资助女童上学，推进妇女的全面发展才是它的目标。于是，在贵州雷山支持组建妇女小组，传承刺绣乡土文化，搞合作小型经济；在榕江支持妇女合作，利用生态的方式种西瓜，促进乡村妇女保护环境和参与村公共事务；在河北青龙支持建立妇女学校，促进乡风文明，开展家长教育，关心留守儿童，处理婆媳矛盾，传承乡土文化，成立妇女秧歌队，挖掘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质疑撤点并校：来自民间的力量
杨贵平扎根农村的30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作为农村教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推动者，她欣喜地看到农村教育这些年的变化。“ 我们刚来的时候，发现桌椅长长短短，教室破破烂烂。但是后来国家逐渐实行很多教育优惠政策，特别是2006年开始的免费义务教育，对农村教育的影响非常大。校舍变明亮了，农民负担减轻了，孩子特别是女童上学基本得到了保障”。与此同时，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问题也让她触目惊心。
“以前的农村是完整的，有孩子、父母、老人，村村有小学。但现在只剩下老人、留守儿童和妇女。究其原因除了青年出去打工挣钱，‘撤点并校’对乡村凋敝的影响很大。”杨贵平如是说。
200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13条规定，“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这 一决定在民间被简称为“撤点并校”。从此，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下形成的“村村办小学”的农村教育格局被打破。
尽管教育部一再强调，合并需适当，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然而，要以怎样的标准撤并学校，各地执行标准并不统一。“为便于管理采取一刀切政策，有的县城，100人以下学校全要撤并。有个村撤校时有学生120人，家长强烈反对撤校，但也无疾而终。”杨贵平对此颇有微词。
对“ 撤点并校”的负面影响，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深有体会。据“滋根”2008年在河北省某县的调查，在村小上学，在家吃住，每个孩子每年上学花费不到500元。撤并后，食宿费、交通费、零用钱，每年高达2000元。有的县城学校无法寄宿或条件太差，家长还需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也就是说，撤校减少的办学成本其实很大一部分被转嫁到了家长身上，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有的孩子六七岁就要背着沉重的书包，挑着住校时煮饭烧火的树枝、米和酸菜，冒着严冬酷暑走三四个小时到中心校住读。有的地方甚至从幼儿园起就要住校。”“撤点并校”的现实和政策初衷相距甚远。
杨贵平不断接到家长、老师、校长的求助，她开始奔走呼吁，建议停止“撤点并校”。“滋根”的力量开始显现：2006-2009年间，在当地教育局的支持下，“滋根”帮助保全了河北青龙县的大森店小学、山西石楼县的田家岔小学及支持两县的十多个教学点推迟撤并。
大森店小学校长赵银风见证了这段历史：“感谢‘滋根’，让当初只有12个学生的教学点，发展为目前有143个学生的绿色校园，并把整个村庄的828个村民纳入到教育的大树之下，枝繁叶茂，生生不息。”“在偏远山区，学校就是一个村庄的中心。它能保住农村的完整、文化的传承。没有学校，乡村只能被抛弃。”杨贵平激动地说。
为得到更大的支持，她请纽约大学电影系主任拍摄了纪录片《没有五年级》；写成系统的调研报告《撤点并校对贫困农村的不利影响》，并在各种场合呼吁。2011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胡伟武参考杨贵平的报告，在人大会议上提出重新审核“撤点并校”的提案。而2011年末的几次重大校车事故，加大了人们对“撤点并校”的质疑。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中国新闻周刊》做专题报道《撤点并校十年考》，引起广泛关注，教育部相关部门及部分教育专家到石楼实地调研，肯定了“ 滋根”的项目，而她本人也被评为《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 影响中国年度人物”之“ 公共利益守望者”。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同年9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各地重新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在上报至国家审核备案前，各地停止撤并学校和教学点”。
发展中的民间组织: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间组织逐渐成熟。“ 政府不是万能的，不能面面俱到，在政府还来不及做或做得比较粗糙的地方，民间组织就可以发挥其联系广泛、机制灵活的作用，作为政府职能的补充。”杨贵平觉得中国在发挥民间组织作用方面还远远不够，未来可以挖掘其巨大潜力，让更多人参与，做负责任公民。
多年来，乡村环境污染严重，乡土文化急剧消失，农村留守问题突出，乡村凋敝。因此，1995年杨贵平成立了“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真正实现了“滋根”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也开始了在中国农村推广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之路（Education for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目前农村的课程以学科为主，课程太深，与当地生活脱钩，乡村文化难传承；教学单纯追求分数，学生只是以考上大学脱离农村为目的。”她还看到，“有些农村的环境污染比城市还严重，村里的河都断流，青山也堆满垃圾，没有青山绿水，农民的自信从何而来？又何来金山银山？”这一声声诘问倒逼“ 滋根”工作重点的转变。
她意识到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环境保护、文化多样四个方面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教育。于是“滋根”工作转向以绿色生态文明学校和乡村为落脚点，开展教师和乡村人才培训，加强公共教育和倡导，使日渐凋零的农村和曾经多元的民族乡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
据调查，公益组织长期扎根在农村的非常少，而“滋根”坚持时间非常长，成效也非常显著。杨贵平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来总结“ 滋根”的经验。“我们的工作人员长期扎根农村，和项目点当地各方充分接触，能较快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共同探讨解决方法。”“滋根”与当地生活实际结合，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开发本土教材进课堂，就充分发挥了民间组织接地气的优势。
跟很多公益组织不一样的是，“滋根”不是给钱了事，或做完一个项目就走，而是充分尊重当地的能力和积极性，以支持者和点火人的身份，与各方合作，并通过当地执行。“‘滋根’的工作能取得成功，是当地政府部门、民间力量、当地学校、老百姓及志愿者共同协调配合的结果。”在停止“ 撤点并校”的道路上，若没有各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教育局的支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民间组织项目的持续和推广必须要有政府加入，杨贵平如此总结。
三十而立，未来中国“滋根”计划将在2020年前推广100所乡村绿色生态文明学校，在6个县建设20个绿色生态文明乡村，并力求在教育参与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试点示范作用。
孜孜不息，本着做小事、做实事的精神，凭着对中国农村教育现状的深切体察，教育家杨贵平和她领导的“滋根”项目，不断向人们昭示：“一个民族和国家强盛的根本，不只在于追求宏大的目标，还在于不断滋养那些微小、脆弱、不被人关注的社会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