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国家的办学体制上，进一步坚持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协同发展的体制。中国古代就同时存在官学和私学，以官学为主体。官学衰微，私学就会兴盛。新中国建国以后，在收回教育主权的思想指导下，政府办学之外的各种办学形式逐渐消失，各级政府成为唯一的办学主体。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力量参与教育事业的热情高涨，开始出现各种形式的民办学校。国家也出台有关法律，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的发展。但是，民办学校的发展总的来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观念、体制、机制和政策约束，发展困难。这里面既有认识的问题，也有定位的问题，还有一些具体政策的设计问题。当前，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积极推动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努力为民办教育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与空间。随着学界和社会公众对于教育产品公共性质的认识不断加深，一个更加民主的教育体制机制一定是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协同发展、良性竞争的体制机制。在二者基础之上，也可以发展出更加多样的混合型的办学体制机制。在这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激活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更加多样的、可选择的教育服务，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期人民群众多样的、个性化的优质教育需求。

第五，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进一步充分发扬民主。民主是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之一。正是更加充分的民主，使得现代教育治理不同于传统的教育管理。民主治理承认教育利益群体的多样性，同时致力于教育共识的达成。根据这种理解，十三五期间，在教育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应该继续采纳教育规划纲要制定和中期评估时采用的好方法，充分地发扬民主，完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多种利益群体充分表达意见并在民主的基础上有效协商、达成共识的机制。据报道，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历时两年，成立了五百多位学者参加、两千多人参与的11个专题组，组织了上百人的专家咨询队伍，向全社会征集了二百一十多万条意见建议，召开了各个层次、各个专题的座谈会数百场，树立了当代中国教育民主决策、民主协商的光辉范例。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各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不同，需求不同，存在的实际困难也不同。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搞教育规划和教育改革，其困难程度要大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广泛的民主参与的过程，决策者要全面、准确地把握最有价值的政策问题，制定和执行高质量的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或教育改革政策，这是不可能的。

第六，在教育改革的全过程，进一步促进广泛和深入的家长参与和社会参与。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社会公共事业。教育怎么办，怎么改，不能只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说了算，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鼓励和吸引更多社会个体、家庭、企事业单位等关心教育改革。在一些国家，企业和社会组织召开教育峰会，就教育改革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是很常见的事情。在我们国家，目前尽管可以听到一些包括家长、企业界、政府非教育部门、新闻界等等关于教育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它们自主地组织起来、理性地讨论教育问题还是不多见。应该说，这些社会组织是天然的教育同盟军，是教育改革的有生力量。它们不仅可以提出自己对于高质量教育和教育改革的观点，而且也可以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为学生的实践学习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促进教育改革的社会参与，有利于打破学校成为“教育孤岛”的局面。教育的问题大多数有其社会根源或成因，教育改革本质上需要其他相关社会系统的积极和深度参与。对于教育体系自身而言，那种动辄以种种借口将把学生禁锢在围墙之内、将家庭和社区排斥在教育改革之外的做法是违背民主的原则，也是违背教育的原则的，更不利于形成有利于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社会支持网络。

以上我的这些意见，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经过这些年尤其是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五年来的努力，我国教育体制机制的民主化程度已经有显著的提升。第二，目前我国教育体制机制的民主化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应当作为十三五教育事业规划、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或指导性理念。第三，建设更加民主的教育体制机制，是一个比较广泛和长期的任务，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和不懈地努力，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知难而退。最后我想再次呼吁，建设更加民主的教育体制和机制，进一步释放整个教育体系的活力，造就千千万万合格和卓越的社会主义公民，是这个时代赋予中国教育界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