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林，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科技部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PI、北京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PI。主要从事精神心理疾病和睡眠障碍的临床治疗和发病机制研究，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SCI论文200余篇，总引用1万余次，在精神病学和睡眠医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4年的《世界青少年健康报告》指出：2012年全球有大约130万青少年死亡，15~19岁为高风险阶段；自杀是全球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死因；在10~19岁青少年中，抑郁症是致残和致病的主要原因。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这无疑为中国的心理健康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

据统计，我国由精神疾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占非传染性疾病总负担的13%，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而从全球范围来看，精神疾病的负担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为第三大疾病负担源。《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相关数据同时表明，我国10% ～ 15%的儿童存在焦虑抑郁、行为障碍等心理卫生问题，留守儿童群体内甚至高达30%。

有效阻击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需要病患群体、医院和整个国家的重视和参与，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对于个人成长、国家人才培养、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时代意义。日前，针对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我们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教授。

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

《教育家》：陆院长，我们了解到，您主要从事精神心理疾病的临床诊疗技术和发病机制研究。那么，我国现阶段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面临的挑战都有哪些呢？您作为“中国脑计划”中研究脑与精神疾病专家组的成员，您认为精神疾病研究在脑计划中的地位与预期如何？

陆林：从精神疾病的发生情况来看，我国儿童孤独症发病率近几年增加明显；在青少年中，由于学习压力导致的睡眠障碍与抑郁症的确诊率也逐年升高。要说挑战呢，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层面的立法。尽管有儿童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对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立法还有所欠缺。二是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当前，学校、家庭往往更看重学习成绩，对儿童心理健康重视不足，这导致孩子成长压力过大，容易让孩子出现焦虑的情绪。目前比较普遍的不适切的隔代抚养、学业应试压力等，都是心理健康问题加剧的因素。此外，社会对心理卫生疾病的认知水平普遍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理念层面的制约最为严重，比如早期，家长、老师对心理问题并不了解，这在留守儿童群体方面尤甚。三是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目前，我国儿童心理健康相关医务人员数量不足，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不足500人，父母寻求专业帮助的渠道有限。

常见精神心理疾病患病率的增加，一方面和社会发展太快，竞争压力增加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公众对心理疾病的认识提高，使这类疾病更易被发现有关。

30年前，一个人如果愁眉苦脸、郁郁寡欢，周围人往往以为他在闹情绪，而现在大家慢慢认识到，他可能是抑郁了，会给他多些包容。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远远超过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人类的器官中，最复杂的就是大脑，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我们还知之甚少。精神疾病的复杂性、病因机制的不明确性，提示我们需要从国家政策、专业领域等层面，重视精神医学。在“中国脑计划”项目中，抑郁症、自闭症和老年痴呆成为最受关注的三个领域。希望通过“ 中国脑计划”建立抑郁症、自闭症、老年痴呆的队列研究，对脑部疾病的诊疗方法和干预措施开展进一步探索。

《教育家》： 现在社会、学校、家庭对于儿童身体健康的 保障相对完善，而早期精神卫生筛查是相对薄弱的。您作为国内研究精神心理健康问题的权威专家，在您看来，如何判断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呢？

陆林：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家长和教师如果有这方面的意识，就可以学习和观察。一是纵向观察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包括饮食、睡眠、学习等。如果孩子以前一切正常，近期突然出现食欲下降、失眠、做噩梦、学习注意力不集中、成绩下降等现象，这些都可能是抑郁等精神心理问题的早期表现，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引起重视。二是横向比较同龄孩子的行为，包括日常学习方式、学习进度、社交态度、体育运动状况等。如果他们行为明显不符合常态，和其他孩子明显不同，做事懒散，社交退缩或疑心很大，都需要引起重视，寻求相关专家帮助。

应将心理辅导机制纳入学校常规教育体系

《教育家》：有资料显示，青少年期是精神心理疾患早期症状出现的高发期，而在儿童青少年阶段进行诊治，比成人阶段更为有效。例如抑郁症的早期筛查，请问，目前国内青少年的抑郁症发病率怎样？在病症早期，如何进行干预？

陆林：精神疾病对青少年及年轻人，尤其是15 ～ 30岁这个年龄段带来的负担尤其明显。这一年龄群体正是社会未来建设的生力军，精神疾病对患者本人及整个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具体到抑郁症，其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我们知道，首先研究发病机制要立足大量准确的数据样本，目前，我国抑郁症患病率约为5%左右，然而18岁以下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目前没有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结果。这就需要由国家层面牵头进行顶层设计。

的确，很多成人精神心理问题起始于在儿童青少年阶段，如能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将会获得较好效果，即早发现、早治疗、早恢复。但实际情况是，社会、学校、家长常常忽视或不懂得识别，病人往往发展为慢性，变得难于诊治。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不到30％，也就是说不到三成的患者会主动寻找医生帮助，农村地区的抑郁症就诊率更低，甚至低于10％。

目前，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资格国家标准尚未出台，儿童青少年属于多动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易感人群，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心理治疗师制度，将心理辅导机制纳入校园常规教育体系。抑郁症表现多样，需要精神科医生、内科医生、心理咨询师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共同参与，形成协作模式，做好患者转介，提高诊疗效率。比如有些孩子处于疾病前期，并不想去医院问诊，学校、社会的心理咨询机构就可以提供时间相对充足的心理疏导服务，做好疾病前的早期干预；若情况严重，就转给医疗机构，等情况好转，需要心理疏导时，医疗机构再转介给咨询机构。这种模式实际更有可操作性，对患者也更有帮助。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制定良好的患者转介机制。

《教育家》：抑郁症患病率约为5%，成了一种常见病，但目前中国社会对抑郁症还存在比较多的误解，怎样看待这种情况？

陆林：青少年是抑郁症的易感人群，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极大变动期间，属于精神敏感人群。在成年人群中，抑郁症女性比男性患病率高。这里面包含多种因素，如女性在生育、工作之外往往还要承担较多的家庭责任，产后抑郁等也是常见情况。还有一类易感人群是老年人，比如“退休”带来的生活失落感导致的抑郁情绪等。

在综合医院就医的病人中，抑郁症的平均识别率只有20% ～ 30%。这除了医院各科室医生对精神心理的知识训练不够外，还有老百姓存在病耻感的原因。其实抑郁症跟很多其他病一样，与人的道德、品格、人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很多人即便已认识到自己可能是抑郁症，也不愿意告诉别人，也不愿意找医生。所以，很多病人识别不出来。实际上，很多首次发病的抑郁症患者如果得到完善的治疗就不会复发。但如果治疗不彻底会增加复发风险。

《教育家》：您曾研究发现了快速抗抑郁的新靶点，我们也了解到许多抑郁症患者对于用药有许多顾虑。请问，抑郁症的治疗一定要用药吗？目前上市的抗抑郁药安全性如何？

陆林：很早以前研发出的抑郁症治疗药物虽然疗效尚佳，但是不良反应较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精神学科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目前的药物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减少了不良反应，患者的日常生活并未受到太多影响。同时，一些新的治疗方法也正在研究中，不久的将来相关的技术临床转化可帮助病人更好地减轻痛苦。

关于用药的问题，中度以上抑郁症的治疗建议进行药物治疗，如果门诊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可能还需住院。当然，药能帮助病人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仅仅靠药物。如果只是轻度抑郁，一般建议病人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健康的生活方式、充足的睡眠、良好的支持，或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克服抑郁症状。

对于抑郁症的治疗，除药物治疗外，病人还可以进行物理治疗和心理治疗。这也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我们一般建议：第一次药物治疗，最少要服药6~12个月，不能吃几天就停了；如果复发，第二次服药至少需要坚持2~3年；如果第三次复发，我们建议终身服药。

对于抑郁症来说，一定是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比较好。具体病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什么时候停药，要由医生来判断。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抗抑郁药也有十几种，一般都是安全的，除了安定类药物之外，也很少出现药物依赖性。

应将挫折教育和心理疏导设计成课程

《教育家》：您觉得目前儿童青少年精神问题的干预治疗过程中，如何形成适切的家校共育？

陆林：刚才说了抑郁症，再说自闭症，这类疾病往往是先天与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遗传。比如“老夫少妻”这类模式的婚姻家庭出现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比例就高于正常同龄段夫妻的家庭。但遗传之外，后天的作用也很明显。有些孩子一直潜伏着这类基因，但他终生不会外显成疾病，这也与后天成长的环境和人的性格紧密相关。

家校共育就是家庭、学校、老师给予孩子多方面的支持体系，这在干预治疗中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和谐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氛围，能给青少年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家庭关系差，或父母的关系长期不和谐，或单亲家庭，孩子发生心理问题的机率会增加。父母的教育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紧密相关，家长应避免给青少年过多的压力和关注，应注重了解孩子的内心想法，多表扬孩子，让孩子感受来自现实生活的成就感。

学校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要把心理健康教育润物无声地纳入各项教育活动，要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除了学习之外，同伴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青少年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有些青少年的精神疾患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疏导，导致自伤、自杀的悲剧发生，所以学校的课程体系需要调整，应将挫折教育和心理疏导作为常规的教育项目，设计成学校的课程。希望学校能够努力营造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良好氛围，做好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比如通过个别或团体的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还有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促进孩子心理健康的发育，减少不良行为和心理问题的发生。

对青少年自身而言，要正确认识网络，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加强体育锻炼，培养自己兴趣；要适当锻炼，规律生活，建议每周要有一定的锻炼时间。除了特殊情况外，尽量不熬夜。

避免出现“网瘾少年”，最好的治疗就是预防

《教育家》：近年来，对于网络成瘾是否是一种疾病，社会争议较大。2018年6月，世卫组织宣布将游戏成瘾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网瘾少年”再次引发社会关注。我国有没有网络成瘾的相关诊疗标准？您对此有什么预防与治疗建议？对于一些药物成瘾疾病的致病成因，是否与抑郁等情绪也存在共病性等关联？

陆林：目前，我国还尚未发布针对网络成瘾的诊疗规范，但正在制定当中。网络成瘾是比较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和认识，才能形成诊疗规范。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许多网络成瘾的孩子会伴随其他精神心理问题，比如网络成瘾者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罹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抑郁障碍或焦虑障碍也远高于一般人群，同时也易伴生与父母关系问题、学业问题等。

除了网络游戏本身的成瘾，还有很大一部分孩子是对网络上的不良内容成瘾，例如沉迷于网上的日本成人动漫、成人直播等，延续到生活中就时不时出现很多类似的模仿行为。

遇到这类比较严重的问题时，家长就应该去专业医疗机构，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比如说咨询心理治疗师、专科医生，绝对不能讳疾忌医。我接触很多病例里，很多父母长期不承认这个现实，时间拖得越长，问题会越严重。

最好的治疗就是预防，我的建议就是加快相关法规的制定，依法依规管理青少年的网络行为，通过证件、面孔识别等人工智能手段，限制青少年（包括成人）的在线游戏时长。

对于网瘾，目前还没有成熟的药物治疗方案，主要还是靠心理疏导。但是近年来，抱有“病急乱投医”心态的父母把孩子送到“戒瘾医院”和“戒瘾学校”接受“专业”的治 疗。曾经，电击疗法治疗网络成瘾一度受到许多家长的追捧，然而，这种无临床研究和循证医学依据的治疗手段，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伤害，包括极大的恐怖和应激创伤。所以对于网瘾的治疗我强调一定要去专业科学的心理机构和医院，借助科学的治疗手段对其进行干预。

【记者手记】

初春时节，天气仍是寒凉，伴着午后斜阳，我们如约来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五楼的会议室，一身医者白衣的陆林教授已经在此等候。作为教育记者，采访医生并不多，正是因为这一袭白衣，如清风一缕，让人莫名心安，跨界采访的拘束感瞬间荡然无存。初见陆林教授，以为他会给人世事练达的持重感，不曾想举手投足之间，竟是朝气勃发的书生气度，让人不觉莞尔。采访中，他用极“科普”的大白话回答我们所提问题。并就我国儿童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直抒己见，亦是深入浅出，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进行了理性分析。记者的笔尖记录着时代，也见证着时代的发展，那些推动时代前进的磅礴力量，应该流淌在记录时代的文字中，凝练成时代的符号。对陆林教授的采访，也是一次记录，如果用最直观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便是——医者之心，悬壶济世，朴素而温暖。

刊于《教育家》2019年3月刊 总第168期